1949年,随着解放军迅速席卷全国,推进至西南的步伐已经迫在眉睫。尽管胡宗南仍握有数十万国民党王牌部队,却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感到前所未有的动摇。他明白,固守西南与解放军死拼已无胜算,但一旦战败,更令人不安的前景扑面而来他根本无从抉择。
正值局势危急之时,宋希濂突然现身重庆,走访了当地重要国民党官员。这些活动不过是烟雾弹,其真正意图在于与胡宗南会面。自8月9日抵达重庆,宋希濂便马不停蹄,短暂停留一天后,立即乘机赶往汉中,可见事态之紧迫。
抵达汉中后,宋希濂即刻被胡宗南的人护送至居所。那夜,两人进行了一场持续六小时的深夜密谈。国共战局的未来、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突然爆发、解放军内部是否存在不稳因素,这些疑问成为他们焦虑的焦点。经反复推敲,他们却发现所有设想的出路都被一一否定。此刻的国民党军如笼中困兽,再多手段亦无从施展。他们意识到,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战略思维,必须寻觅一条崭新的生路。
这场谈话的本质并非为走流程,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救。两位将领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方案或许会给中国留下深重隐患,但对他们自身而言,宛如黑暗中的一丝希望。
那便是:既然守不住西南,不如主动西撤,进军滇西。这里毗邻中、缅、老、泰四国边境,占据后,不仅可以扼控云南,还能轻易逃入密林腹地。对于解放军而言,追剿势必遇到极大阻力。中方军队一旦出境,问题便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,而上升为国际层次,追击行动会受到诸多羁绊。
缅甸东北的复杂局势亦为他们提供了掩护。该地区长期盘踞着各种势力,缅甸政府军力薄弱,难以对入境的国民党部队形成有效遏制。国民党精锐若能顺利进驻,无疑能够立足。更不用说金三角一带,毒品和犯罪活动猖獗,保障部队生存几乎不成问题。无论名声如何堕落,胡宗南与宋希濂都已无暇顾及。
从设想变为现实显非易事。西南距离滇西遥远,十多万大军的转移并非随心所欲。物资供应、人员调度、路线勘探,哪一项不是难题?经西康、川南入滇,是否能获得地方军阀刘文辉的同意,也存在极大变数。刘文辉受蒋介石制衡至此,警觉心重,他是否允许中央军通过其地盘,实在难料。
对此,宋希濂也留有后手万一刘文辉横加阻挠,便准备不再交涉,直接武力进攻。胡宗南麾下部队素为精锐,抗战期间保留完整,击败地方势力并非难事。这,正是宋希濂如此急于与胡宗南沟通的原因。
一旦解放军发动西南总攻,他们便可用少量部队牵制,主力即刻突围。翻越高山密林,穿越澜沧江,抵达滇西后依托地形建立根据地,从此自由行动,无忧后顾之忧。
宋希濂的计划,让胡宗南也为之一振。两人一拍即合后亲赴与蒋介石面谈,详细阐述了整个设想。他们本以为蒋介石会鼎力支持,却未料蒋闻讯大怒,当场否决计划。
这其中,蒋介石与两位将领的考量迥然不同。蒋介石一心希望据守西南,幻想着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契机卷土重来,重整河山。他期待的,是逆境反攻的战略哪怕极为脱离现实而非撤退保命的亡命之计。胡宋两人带来的计划,正好戳中了蒋的忌讳,被坚决否定。
这条路线并非从此绝迹于史册。战局多变,蒋介石与下属目标不一,但形势使然,未来谁又知晓会否有变?如果情势逆转,蒋一声令下,胡宗南依然随时可以按预案执行。
事实上,解放军高层对这一方案也曾高度关注。胡宗南若率数十万之众据滇西密林,后方清剿将极为困难。在金三角一带建立流亡根据地,无异于为中国埋下巨大隐患。虽然最终未成现实,但后来李弥率部千余人进入缅甸发展势力,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计划的可行性。从历史角度观察,蒋介石拒绝实施此计,客观上实为大幸。
至于蒋介石为何即便之后胡宗南兵败,仍未批准撤退方案,这与高层内部的信任危机有关。当时胡宗南再次提出撤往滇西的建议,而蒋却因张治中的一封信而再生疑虑。信中透露,胡宗南的重要幕僚熊向晖实际为中共党员。这一发现让蒋大为震怒,自此对胡宋二人怀有戒心。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任何西撤方案在蒋介石眼中都疑点丛生。是否别有所图,意在主动将西南让给解放军?本已有抵触的蒋介石,此后再无动摇之心,哪怕胡宗南兵败,也寸步未让。
张治中又为何能知晓熊向晖的真实身份?许多人会以为,那时熊向晖已归属人民队伍,无需隐瞒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比如李仙洲被俘时曾质问周恩来为何韩练成能成功突围,周总理只是引导他去亲自请教韩本人,对间谍身份高度保密。可到熊向晖这里,局面却不同,周恩来在宴请起义将领时,专程将熊请至席间,直接公开了他的中共身份,张治中也借机确认了疑问。这个情报很快传到蒋介石耳中。
其后,李弥等残部在缅甸扎根发展,蒋介石不仅未对其冷落,反而一再重用,可见他对流亡军力的倚重。所幸,局势并未沿着最危险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关键斡旋,蒋介石倘真下决心放手一搏,后果实难以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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